重视规制制定程序的透明化。

即时执行与行政调查的区别主要在于目的的截然不同，前者是实现行政目的的制度，后者是行政调查的有关制度。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特别情况外，并不承认行政调查能行使有形力量，再将其作为即时强制来整理就不适当了。

其二是源自苏联行政法的行政强制措施，新中国引入了行政强制措施概念，又逐渐将其由手段转换成了行为方式，并在总论上形成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并列的格局。钟赓言认为，实行直接强制，其目的在于保护公益，但有时也以保护被强制者为目的。[9]这一信息于1984年才通过《行政法资料选编》附录的方式为中国人所知晓。《行政强制法》第2条第2款主要着眼于人身自由和财物的不同而将行政强制措施区分为对人身自由的暂时性限制和对财物的暂时性控制两种。实力强制在法律上通称为直接强制，但这种强制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旨在执行已作出的作为及不作为命令，一种是并未作出该命令而直接使产生特定的状态。

五、结语：作为自创性概念的行政强制措施 综上所述，今天的行政强制措施既不是传统警察行政法上的即时强制，也不是苏联行政法学上的行政强制措施。[8] 综上，在中华民国时期，即时强制的概念已然形成。[42]参见何益忠：《民主集中制之集中考辨》，载《理论学刊》2012年第3期。

[66]经过筛选的、实在化的人民就具有作出决定的正当性，而由这批人民所构筑的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具有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全权面向，也就能够被理解了。[41]参见王贵秀：《论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如前所述，在论及社会主义民主时，一般将民主区隔为人民民主与自由民主，而人民民主理论的推演，可以探得全权兜底职权的理论可能性。[19] 除普通法的传统因素外，宪法性法律及法院角色的一些变化，也构成了对英国议会的限制。

[61]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71～178页。作为国家的法律的服从者，则称为‘臣民。

[20]此外，议会至上原则在英国宪法中效力的减持，也受到了欧盟法律、1998年《人权法案》以及分权提议和普通法激进主义（Common Law Radicalism）的影响。[54]实际上，在西耶斯的主权理论中，包含对卢梭的潜在批判，具体可参见乐启良：《西耶斯对卢梭的隐匿批判一论西耶斯的主权理论》，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27]该宪法的翻译版本，参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辛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版。而立宪主义就是专指一种对政治权力加以限制的政治制度，不能将它与民主这一概念相混淆，后者是指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向全体公民开放而不加限制的一种政体。

[56]［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72页。西耶斯在论涉政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第二个时期时，将其特点提炼为共同意志发挥作用，并认为共同体必须有共同意志。[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页。再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第7条第8项规定，各县政府委员会议决其他县政府委员会认为应讨论事项。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人民，所有国家权力应该从此出发的人民，并不构成一个有意志有意识的主体。1945年之后的解放战争时期，政权组织中兜底职权的规定方式则发生了变化。

（一）全权机关的提出及其理论内涵 宪法上的代议机关兜底职权条款，是观察某国代议机关是否具有全权性的一个较直观的窗口。那么，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是如何发展至今，与此同时，又是何种理念塑造了其内在的规范结构？ 梳理既有研究，对此问题，最聚焦的探究仅是对域外宪法中未列举权力条款（含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进行比较，并认为1954年《宪法》出现未列举权力条款正是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历史经验。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4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早期，主要是模仿和学习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模式。纵然1982年《宪法》对其作出调适，但在一般理论上仍没有排除全权的知识传统。这样的规范表述，与1918年《苏俄宪法》中最高权力机关兜底职权和我国1954年《宪法》中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表述（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极为相近。[75]其实，非实在化的人民观，对作为主权性权力的制宪权产生限制，使人民的制宪权只能在法律形式内，而人民意志实现的标准，就在于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政治自由是否能获得到保障。《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23]第53条前13项列举了国会的职权，并于第14项规定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52]参见［日］杉原泰雄：《近期的国民主权争论及其课题》，江利红译，载《公法研究》［2015年卷（总第14卷）]。代议机关之外，尚有总统及其政府、法院等国家机关代表本来属于人民权限的一部分。

有鉴于此，笔者将以苏维埃模式为代表的全权机关作为理论线索，力图沿着这一线索整理、揭示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生成的历史脉络。当然不能就此断言，全国人大已经一改之前的全权模式，因为作出这样评判尚需更为周到、精致的论证。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就在于把代议机关由清谈馆变成工作机构（兼管立法和行政）。注释: [1][苏]基达林科：《苏维埃制度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康丁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页。

[32]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0页。[2]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ed. By Frank M. Turn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82. [3]参见钱宁峰：《未列举权力条款的宪法史分析》，载《中国宪法年刊》2014年第10卷，第52～61页。其第65条规定了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的权限关系，即两者最高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由宪法规定。列宁的人民民主观是在站上无产阶级的立场，对资产阶级民主实践的反思与批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58]［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页。自尝试建设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来，经过断断续续地试验培育，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全权的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延续了这一规范结构。

但是，除了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制宪权，还有事实论的制宪权，它将制宪视为事实行为，而非创制一部具有划定权力边界的宪法。[39]《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8页。

纵然西耶斯并没有对卢梭的人民观全盘继受，[54]但亦受到卢梭人民实在说的影响。作为巴黎公社委员的阿尔蒂尔#12539;阿尔努就回忆道，我们工作繁忙，疲劳过度，得不到一分钟休息，没有片刻可以冷静地思索以避免考虑不周，而且在这种哪怕最小的过错、最小的错误举动都可能贻误全局的严重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担当并做好难以胜数的工作，这些工作足以使七八个人忙得不可开交。

从规定方式看，和域外诸国的规定相近，代议机关兜底职权规范大致限于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其他职权。此外，这种将人民实在化的做法，很容易滑向那种符号性代表——政治代表者与他所代表的人们之间似乎就只有一种主观的、习俗的或者隐秘的关系。[3]但是，我们会发现域外代议机关兜底职权与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规范结构存在显著差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

[21] 正是由于英国议会固守个人基本自由与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干涉这一不成文宪法传统（通过普通法得以延续），与此同时，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法院独特的地位，使英国议会没有蜕变为全权机关。按此逻辑，既然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另一面，那么其民主理论及以此作为基础的政权建设，也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

恰如施米特所得知的，浪漫主义者最早发现，‘人民（Volk）是一个超个人的有机统一体（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样的工作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因为这样的生活倘若延续下去，我们一个个早就累垮了。

《古巴共和国宪法》[24]第75条列举了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众多职权后，在最后一项规定宪法授予的其他职权。所谓全权机关，是指部分国家的代议机关具有自主赋权的能力，它能够自主决定自身权限范围，而不受其他意志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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